如果总有发臭的污水和莫名的疾病相伴随，GDP增长对于民生的幸福又有多大意义？城市向乡村转嫁污染、工业向农业转嫁生态成本，都是对农民的健康和生存环境的掠夺，如果再不以断腕之勇阻止，这又将成为一种制度性的不公平。 从带血的经济发展到带臭味的经济发展，政府的宏观调控已经开始鲜明指向经济数字下的生态代价和民生成本。久居城市的人们，如果不深入到乡镇，很难感受到这种巨大的生态成本。 河北省栾城县郄马镇东羊市村，只是乡村饮用水水污染现状的典型个例。对这个承受了近10年饮用水水污染的村庄，本报之所以连日来给予持续关注(本报《栾城数千村民遭遇“水疑”》系列报道)，就是要揭示这种生态成本的惊人，以及惊人成本下的承担现状。 10年来，东羊市村的四五千口村民浇地用的是受污染的水，喂牲口用的是它，洗澡做饭用的也是它。如果不是因为两年前自来水实在刺鼻只能到外村拉水吃而求助于媒体，东羊市村，现在可能还是许许多多在污染中沉默的村庄中的一个。 化工厂、电镀厂、造纸厂、制药厂……与乡村毗邻的几乎都是污染型企业，只是污染程度不同而已。“快来吧，我们这里的水特别臭，没办法吃了”，不单是本报，全国几乎所有的媒体都会经常接到这样的投诉。污染企业与乡村饮用水危机之间，存在无须证明的因果关系。喝上干净水、吃上干净粮食、呼吸到新鲜空气，这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在乡村却几乎成为一种奢望。 几乎是与东羊市村饮用水水污染问题同时见报，本报记者随同省环保局明察暗访了子牙河治污情况，所过之处，多是红色的、黄色的、褐色的超标排放。法律环节不完善、地方主义保护、污染企业阳奉阴违、污水处理费收不上来等等，原因大抵如此。 环保部门成为自审计部门之后的第二个风暴眼，是中国解决经济发展瓶颈问题的必然结果。如果总有发臭的污水和莫名的疾病相伴随，GDP增长对于民生的幸福又有多大意义？更何况，这些经济数字的直接受益者竟然是城市、求政绩的官员、排污的企业？资料显示，目前全国有三亿多农民饮用不合格的水，农村饮用水符合饮水卫生标准的比例约为66%，有34%的农村人口饮用水存在水质污染或者污染隐患。 就像发达国家正在将污染型企业、重消耗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一样，我们也总是把污染较重的企业建在城乡结合部、乡村河流和灌渠的附近。乡村，已经成为不健康GDP的受害者。本报记者在东羊市村看到，农田边，排污口随处可见，黑水流淌、白沫翻滚、气味刺鼻……这是城市向乡村的转嫁、工业向农业的转嫁———只有乡村，无可转嫁，自己承受。这是对农民的健康和生存环境的掠夺，如果再不以断腕之勇阻止，这又将成为一种制度性的不公平。 更何况，作为生态代价的承受者，农民却与这些经济“发展”的成果无缘！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村镇企业、私人企业，以低廉的环保成本聚敛起来的财富，为少数人所享用———却惟独不包括支付出高昂成本的乡村。 东羊市村饮用水水污染问题多年来无人过问，刺鼻的气味一日日加剧。“如果哪个部门能把我们的吃水问题解决，我们愿意给他立一块功德碑，不仅我们不会忘记，子孙后代也会永远铭记。”这是多么绝妙的反讽和巨大的悲哀！为人们提供合格的空气和饮用水，本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现在却成了村民的奢望。污染企业要的是最大化的经济效益，政府要的是地方税收和政绩。好的都被拿走了，坏的都被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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