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污染尤其是重金属污染，给人们生活带来重大隐患，即生命安全受到挑战，职业病高发，病死率大幅上升，死亡的年龄普遍提前至45岁左右。 “癌症村”频出 湖南省国土资源规划院基础科研部主任张建新说，他们调查了7万人25年的健康记录后发现，从1965年到2005年，骨癌、骨痛病人数都呈上升趋势。在重金属污染的重灾区株洲，当地群众的血、尿中镉含量是正常人的2至5倍。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因土地污染地下水质量较差，造成砷中毒、氟中毒等地方病较为严重的情况。河套地区共有近30万人受砷中毒威胁，患病人群超过2000人。巴彦淖尔盟五原县杨家疙瘩村是砷中毒的重点区，该村病人多，而且死亡人数也多，主要是以癌症为主，大多在壮年时就由于病魔的折磨而过世。村民刘喜向记者反映说，嫁过来的媳妇三年后就出现砷中毒病症，村里的光棍越来越多了。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董家营到托克托县永圣域乡一带是氟中毒的重点区域，地下水氟含量在河套地区最高。该区几个重点村的村民均有不同程度的氟中毒症状。 记者看到，很多村民牙齿发黑、疏松，骨质疏松。这里有的村民为了孩子健康，自己喝当地水，给孩子们买矿泉水。距离包钢尾矿坝西约两千米的打拉亥村由于受尾矿水的下渗造成地下水以及粮食中的稀土元素、氟元素以及其他重金属元素的污染，使该村的居民受到严重危害。各种怪病多，以心血管病、癌症、骨质疏松为主，记者见到一个近十岁的小女孩，没有长出一颗牙齿。 辽宁省锦州葫芦岛一带，土地主要受锌厂污染影响，污染元素以镉、铅、锌为主。此类元素攻击人的肾器官和骨骼，造成骨质疏松。在日本，这叫“骨痛病”，属比较常见的职业病。记者来到位于葫芦岛锌厂主厂区对面的龙港区马仗房东街道办事处集贸社区。社区书记、主任霍春华介绍说，锌厂建于1937年，这里的人们受害很严重。每当锌厂排“蓝烟儿”时，人喘不上气，咳嗽。而最大的影响是，这里得癌症的人群比较多，年轻人死得多，单亲家庭多，社区去年死亡14人，其中6人死于癌症；今年1至5月死亡5人，其中死于癌症的2人。最小的死亡者年龄均在四十五六岁。 重金属污染加剧 近年来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加剧成因，既有自然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更有人为因素的推波助澜。湖南省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童潜明告诉记者，按照我国现行标准，“湖南粮仓”洞庭湖区稻米及蔬菜有相当数量已超标。 据2005年对洞庭湖区常德、临澧、益阳、南县、宁乡、汨罗等6个工作区采取的早、晚稻米分析，童潜明发现，晚稻米镉含量平均有0 .23至0.26M G /K G，公开发表的数据晚稻镉含量超标达41.67%，蔬菜近乎全部超标。辽宁省辽河流域农业地质调查数据也显示土壤重金属污染对农产品安全的影响不可忽视。在检测的3984项重金属元素中，总计超标305项，超标率达到7.66%。大宗农作物中的镉铬等元素超标问题比较显着，尤其是沈抚灌区、柳壕灌区和新城子灌区等，由于常年利用城市污水灌溉农田，土地污染和粮食超标问题比较突出。其中，蔬菜超标区域主要集中在沈阳、锦州等重工业城市周边，例如沈阳细河蔬菜基地土地和地下水严重污染，农业生态环境恶劣，蔬菜品质低下。 分析土地污染的原因，有毒有害的重金属元素主要是由于污水灌溉、大气沉降物和施肥等因素带入。三条途径对比，由肥料带入土壤的重金属是最少的，各地区差异性不大，大气干湿沉降和灌溉水因素带入的重金属量相差较大。尤其是工业城市和冶炼企业周边，由大气干湿沉降和灌溉水因素带入土壤中重金属量可以达到施肥带入量的几十至几百倍。童潜明认为，根据现有调查数据，已表明我国部分地区土壤和种出来的农作物已有普遍的镉等重金属污染，只是尚未达到使人致病的程度。不过，童潜明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防治，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如果稍有放松，若干年后土壤重金属污染积累进一步加剧，一旦重金属含量达到致病程度，情况就将不可收拾。 “土地污染带”疾病防控之难 记者调查获悉，除了云南、广西，还有湖南、四川、贵州等重金属主产区，很多矿区周围都已经形成了日渐扩散的重金属污染土地。国土资源部曾公开表示，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而这些粮食足以每年多养活4000多万人，同样，如果这些粮食流入市场，后果将不堪设想。土地污染带职业病、重症疾病正呈高发和扩大态势，面临着极其艰巨的防控任务。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院高级工程师王喜宽忧虑地说，尽管国家相关部门很重视土地污染的调查，但由于不是“显而易见”的大问题，调查结果很难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比如，他们调查发现，二胺类化肥中含氟较高，在河套地区氟含量较高的现实情况下，使用高氟的二胺化肥具有不断增加土壤中以及粮食中氟含量的危害。因此，工作人员曾多次建议相关部门要生产出低氟化肥，并引导农民使用，但这个建议几乎没人采纳。 针对土地污染对人健康的危害，王喜宽建议要尽快建库查询，分地区建立地砷病、地氟病数据库，即电子档案，包括水砷、氟含量，暴露时间，病情程度等。还要加强重点区段的水土环境监测。此外，加强改水、引水力度。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蒋秋桃说，土壤质量的保护工作需要大量投资和技术攻关，比如需要政府加大投资进行浩大的改水工程和搬迁工程，只有以国家意志为后盾，以科学为指导，才有可能彻底改变土地污染地区重金属中毒现象。蒋秋桃同时称，政府还要进行相应的医学攻关，加大对已有砷、氟、碘中毒区病人的治疗力度，使病人早日恢复健康。 相关 世界各国有效防治重金属污染 德国 德国的生态治理模式属于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德国生态环境一直遭受工业和战争的双重污染和破坏，生态破坏程度和环境污染程度举世罕见：德国境内主要河流不仅没有生物存在，居民甚至无法在其中游泳；整个鲁尔地区昼同黑夜，树木都被煤灰粉尘染成黑色，栖息在树上的蝴蝶竟也将保护色演变成黑色，德国生态环境已经严重影响到德国居民的生命和健康。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政府相继关闭污染严重的煤炭和化工企业，并投入巨资对废弃厂区进行生态修复；同时，在世界领先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环保技术的直接推动下，对生态环境的污染进行治理。 首先，利用各种科学技术将渗透在德国土地上的各种重金属和化工有毒物质逐一清除。比如，洛伊纳化工园区在其一百多年的化工生产过程中，以及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化工园内的化工厂遭到轰炸导致化工原料和产品外泄，对当地以及周边土地和地下水造成了严重的化学和重金属污染，方圆几十公里内许多植物都无法生存，当地居民都得从百里之外汲取饮用水。德国统一之后，联邦政府不仅投入巨资拆迁园内落后化工企业，而且利用综合科学技术在洛伊纳化工园区周围修建地下大坝，从而对园区内土地和水源进行彻底修复。经过十多年的生态修复，经过园区的地下水虽然还不可以直接饮用，但是地表已经可以让植物存活。 其次，对国民进行全民生态教育。德国的环境教育分为环保习惯养成教育和环境专业知识教育两个部分，家庭垃圾分类等习惯养成教育从幼儿就开始进行，环境专业知识教育则贯穿德国整个学历教育体系。德国还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生态监控网络。通过卫星、飞机、雷达、地面和水下传感系统，建立了遍布全国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对德国气候变化、土壤状况、空气质量、降水量、水域治理、污水处理和下水道系统等进行实时监测。比如，为了监测企业排污情况，在企业排污口设置传感器和实况录像系统，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电脑或者手机等工具随时查看各种数据，参与生态环境监测和管理体系。同时倡导“谁污染谁治理”原则，让造成污染的企业来承担产生污染成本。如今，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 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 英国 英国是早期工业发展国家，有非常严重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问题。英国最早开采的矿主要是煤炭、铁矿、铜矿，时间都在300年以上。随着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意识增强，许多矿区早已停止了开采，但是早年开采遗留下的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依然存在。考虑到经济、快速的需要，1996—199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即使挖出污染土壤并移至别处，但并未解决根本问题。 从20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就陆续制定相关的污染控制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同时进行土壤改良剂和场地污染修复研究。英国土地修复技术非常规范，分为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修复技术三方面。物理方法常见有三种：电动土壤修复法，主要适合重金属污染物治理，在电场作用下通过电渗流或电泳等方式使土壤中的重金属被带到电极两端从而清洁污染土壤。热处理法，即对土壤进行加热升温，使挥发性有害重金属或挥发性有机物挥发出土壤并将其收集起来集中进行处理。机械清洗法，该方法是一种较新的石油污染修复技术，采用纯粹的机械方法异位清洗土壤。化学方法分为化学栅法、化学氧化法和生物修复技术三种。化学栅法是利用一种既能透水又具有较强沉淀污染物能力的固体材料，将其置污染堆积物底层或土壤次表层的含水层，使有机污物滞留在固体材料内，从而达到控制污染物扩散并对污染源进行净化的目的。化学氧化法是向被石油烃类污染的土壤中喷撒或注入化学氧化剂，通过与污染物之间发生氧化还原反立，使污染物以降解、蒸发及沉淀等方式去除掉，最终达到净化的目的。 早在1983年，英国就提出了利用超富集植物清除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思想，即生物修复技术。首次利用遏蓝菜属植物修复了长期施用污泥导致重金属污染的土地，证实了这一技术的可行性。目前，英国已开发出多种耐重金属污染的草本植物用于污染土壤中的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的治理，并己将这些开发出来的草本植物推向商业化进程，建立了超富集植物材料库。 日本 日本的土地重金属污染曾非常严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历了快速经济增长期，全国各地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被称为四大公害的痛痛病、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四日市病，就有三起和重金属污染有关。回顾公害历史，日本谈及经验：发生问题的责任在企业，而受害者和企业的个别谈判往往效率都很差，社会成本很高，最终都需要政府介入。政府应该提前用立法的方式进行引导，最终让受害者和企业通过法律方式解决。比如，痛痛病就是日本环境受害者维权取得最彻底胜利的案例，后来成为日本社会重视环境保护的转折点。痛痛病的病症表现为腰、手、脚等关节疼痛。病症持续几年后，患者全身各部位会发生神经痛、骨痛现象，行动困难，甚至呼吸都会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到了患病后期，患者骨骼软化、萎缩，四肢弯曲，脊柱变形，骨质松脆，就连咳嗽都能引起骨折。患者不能进食，疼痛无比，常常大叫“痛死了！”有的人因无法忍受痛苦而自杀。这种病由此得名为“骨癌病”或“痛痛病”。经过长期研究后发现，“骨痛病”是由于神通川上游的神冈矿山废水引起的镉中毒。 镉是重金属，是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人体中的镉主要是由于被污染的水、食物、空气通过消化道与呼吸道摄入体内的，大量积蓄就会造成镉中毒。神冈的矿产企业长期将没有处理的废水排放注入神通川，致使高浓度的含镉废水污染了水源。用这种含镉的水浇灌农田，稻秧生长不良，生产出来的稻米成为“镉米”。“镉米”和“镉水”把神通川两岸的人们带进了“骨痛病”的阴霾中。1968年开始，患者及其家属对金属矿业公司提出民事诉讼，1972年审判原告胜诉。 此后，由镉污染受害者自发成立的公民社团，简称协议会，每年都对神冈矿山的镉污染程度进行调查。按协议会的规定，除了当地居民，国内各领域专家、学者都可申请加入。调查团分为水源调查组和土壤调查组，调查团可以检查工厂的每一道工序，包括排污口和污水净化设施。调查之后，双方坐在一起对话。由于公众热情参与，不间断地对企业进行监督，矿业公司每年都作公害报告，主动告知神通川河水的镉污染程度。经过数十年的监督，神通川河水里的镉含量如今已经降低到接近自然水平。 荷兰 随着全球经济化的迅速发展，含重金属的污染物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土壤，造成土壤严重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可影响农作物产量和质量的下降，并可通过食物链危害人类的健康，也可以导致大气和水环境质量的进一步恶化。因此，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许多国家利用先进的技术与严格的法规进行生态治理，积累了大量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荷兰在工业化初期，由于没有认识到土壤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随着公众环境意识不断提高，荷兰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土壤的环境管理，建立了土壤可持续管理利用工作机制，完善了土壤环境管理的法律及相关标准，政府完成全国土壤污染调查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土壤污染场地数据管理系统和土壤修复决策工具箱，为企业修复土壤提供技术支持。同时，荷兰的土壤污染修复技术也日趋成熟，国土面积4.15万平方公里的荷兰每年要花费4亿欧元修复1500—2000个场地，预计到2015年基本能修复全部污染土壤。 荷兰在1970年就着手起草了《土壤保护法》；1983年出台了工业排放物法律规定；1994年制定了第一个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出台了荷兰工业活动土壤保护指导意见，规范土壤环境管理。以后将有关法规应用到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一般5—10年为一个周期，对标准作一次修订。荷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涉及100多种污染物，而且对不同pH值条件下土壤重金属含量的标准作出了详细规定。比如对化工企业、加油站、化学物质储存设施等都提出了严格的土壤污染预防要求，严格农业生产中化肥、杀虫剂等农药使用标准和垃圾填埋要求等。 目前，荷兰的土壤污染修复技术主要分为原位修复和异位修复两大类。原位修复是指在现场条件下直接修复受污染的土壤。异位修复是将受污染的土壤挖出后转移至临时场所，用化学和物理方法清洗焚烧、热处理及用生物反应器等进行治理。荷兰不提倡填埋处理，填埋处理只适用于处理成本高、技术上难以处理的土壤，而且还要征收每吨17欧元的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