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财经国家周刊》报道，“砷毒”、“血铅”、“镉米”等事件频发，让重金属污染成为最受关注的公共事件之一；即将出台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显示，中国将对汞、铬、镉、铅等重金属进行重点防控 3月下旬，安徽省近一半以上的铅酸蓄电池生产企业仍在停产。 今年1月，安徽省怀宁县爆发儿童血铅超标事故；经查，铅酸蓄电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铅污染为肇事主源。 随后，安徽省有关部门在1个月内关停约50家铅酸蓄电池企业。 这起事故，直接加速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下称《规划》)的出台。 2月18日，该《规划》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复，成为首个获批的“十二五”规划。业内人士认为，“人人喊打”的涉重金属行业，已经走到了历史关口。 总量控制5种重金属 《财经国家周刊》了解到，此次《规划》中进行重点监控与污染物排放量控制的重金属主要有5种，即汞、铬、镉、铅和类金属砷。 按照《规划》要求，到2015年，“重点区域”铅、汞、铬、镉和类金属砷等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要比2007年削减15%；“非重点区域”的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不超过2007年水平。 所谓“重点区域”，包括内蒙古、江苏、浙江、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等14个重点省份和138个重点防护区。 据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吴舜泽介绍，与二氧化硫等具有普遍性的主要污染物不同，重金属污染物呈现区域特征性污染，“即使14个重点省区，也不是每个地方都存在问题；《规划》甚至细化至工业园区层面，比如某个乡镇中产业集群的一个工业园内。” 吴舜泽坦言，突发事故发生频率的增加，源自涉重金属行业无序发展”。 据其介绍，《规划》对于重点监控污染物排放量控制属于“硬性指标”，要求极其严格，“重点区域”原则上不再建立涉重金属企业。例如，重点防控汞污染的区域，原则上不再新建涉汞企业，禁止新增汞排放的同时还要削减排放量。 “通过企业的清洁技术改造，加强企业排放监测等措施，必要时采取经济和行政手段”，吴舜泽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尽管《规划》在防控、治理两方面均有要求，但“十二五”规划侧重点，却并非整治与修复历史遗留问题；而是要重点解决涉重金属企业的污染问题，控制“多、小、散、乱”企业，稳定企业排放水平。 最大软肋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不断有学者呼吁重金属污染防治的重要性；但在《规划》出台前，此项工作始终让步于“更迫切需要解决、具有普遍污染性”的二氧化硫与化学需氧量物减排。 早在1978年湘江流域就爆发过重金属超标事件，一度导致部分沿岸居民饮用水中断。由此肇始的汞污染治理，很大程度是迫于社会压力。 灭火式的治理导致“底数不清”，已成为重金属污染防治的最大软肋。 环保部门例行的环境监测数据，虽包含了最近5~10年大气与水体中重金属含量与变化数据；但具体排放源在哪里，一直未曾公开。 2006年，由前环保总局与国土资源部共同承担的“全国土壤现状调查及污染防治项目”正式启动；但计划用3年半完成的该项目中途一度搁浅，直至2008年才重启，至今也未发布任何结果。 2007年5月，中国启动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首次对中国重金属污染现状进行详细调查，涵盖了水体、大气和土壤。这为今年《规划》的出台，提供了降低排放量的“2007年基准线”。 这个调查维持了2年多，直至2010年2月才最终对外公布。普查结果显示，当时的重金属(镉、铬、砷、汞、铅)排放量为90万吨。但该普查结果并未公布各省区或行业更详细的数据。 2008~2009年，重金属污染进入事故频发期，相继爆发贵州独山县、湖南辰溪县、广西河池、云南阳宗海、河南大沙河等5起砷污染事件； 2009年8月，陕西省凤翔县3个村庄发生851名儿童血铅超标事故，成为《规划》的最大催化剂。 随后的2009年11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经过近半年的基础准备，各地同步启动数据调查，并反复征求意见后，《规划》逐渐成形。“基本摸清了中国重金属污染情况，包括汞镉铅砷铬等几种水体与大气重金属污染物”，吴舜泽表示。 更重要的是，重点防控区与重点防控企业也有了一份清单。据吴舜泽介绍，包括铅蓄电池制造业在内的五大行业和4452家企业成为重点防控对象。 环保部有关人士表示，这五大重点防控行业已经细化。例如皮革及其制品业，仅针对皮革鞣制加工业等；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仅针对涂料、油墨、聚氯乙烯等行业进行总量控制。 “重金属污染在行业中并不具备广谱性，不是每个行业或企业都会使用重金属作为原料或者催化剂”，这位人士解释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