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镀网：2000年之后，我国逐渐步入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国民经济进入新的快速增长周期，一些高增长主导产业带动了钢铁等产业。与中国钢铁产能的迅速提高相对应的是，我国铁矿石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越来越高。目前，我国钢铁行业每年吸收全球40％左右的铁矿石资源。铁矿石全球市场的垄断与谈判机制使我国钢铁企业处于被动局面。自2004年我国正式参加铁矿石价格谈判以来，国际铁矿石价格已连续5年上涨，仅2009年出现小幅下降，持续攀升的原材料价格束缚了我国钢铁行业的发展，并将这种被动局面传导给了下游产业。本月5日，宝钢已首度承认铁矿石季度定价，如果此定价模式继续发展，不排除在未来演变成完全的现货指数定价。倘若如此，无疑将令中国钢厂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
季度定价将成钢企梦魇
上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罗冰生在公开场合表示：“钢厂出于自身生产的需要，可与矿山约定临时价格采购铁矿，但要遵守协会统一规定的条件。”对于这样的表态市场普遍认为，2010年铁矿石谈判有可能如同去年一样，钢厂自行依照当前市场规则解决铁矿石来源，铁矿石谈判最终无奈收场。
所谓铁矿石季度定价模式，即矿商与钢厂每季度签订一次价格协议，来确定当季的供货价格，协议价格以当时的现货市场价格为参考依据。季度定价模式的实行将推翻历史由来已久的长协价供货体制，令定价周期缩短，使得铁矿石价格与现货矿价靠拢，价格波动频率加大。
投机需求以及铁矿石供应其他非常规商市场手段的运用将一定程度上放大铁矿石的价格波动，使其被赋予更多金融属性。对于国内钢厂来讲，由于铁矿石的金融化，将使得价格波动脱离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不仅预测需求难度加大，更考验了钢厂的成本控制能力。
季度定价模式的最终阶段就是纯粹的指数定价，2008年5月，德意志银行推出铁矿石掉期交易。2009年5月，摩根士丹利、高盛和巴克莱三大投行联手推出了现金结算的铁矿石投机交易。目前，环球钢讯的TSI指数、金属导报的MBIO指数和普氏能源资讯的普氏指数三大铁矿石指数全都以中国需求为主要参考指标。
从当前铁矿石供给力量可以看出，以澳洲为代表的两拓和巴西的淡水河谷处于典型的寡头垄断地位。在金融危机前，市场平稳运行的情况下，铁矿商的指数定价意图难以实现，恰恰是金融危机使得各国央行步伐一致的宽松货币政策，拉开了大宗商品攀升的序幕。此举使得以巴西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输出型国家经济率先回暖，同时给予了指数定价难得的推广契机。在全球普遍预期中国未来对于铁矿石需求仍将持续增长的状况下，三大矿商更加不遗余力的推行指数定价模式。
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除中国以外的印度、巴西以及俄罗斯均属于铁矿石资源丰富的国家，基本可以自给自足。而中国对于铁矿石资源依赖度超过50％。基于价格歧视的经济学定律，具有垄断定价权厂商提升定价频率等同于提升价格歧视程度，其垄断利润将随之提升。即在上涨阶段，矿商提高价格，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在市场低迷阶段，供货商可以基于量价双方面的考量，倾向于降低垄断价格，提升销量，保持整条产业链上的利润最大化，产业链利润分配格局将明显倾向于矿石供给方。铁矿石的开采成本约为20美元，但目前售价已达190美元，矿商的利润可见一斑。价格的波动弹性对于矿商有很大调节余地。而对于我国钢铁厂商则相当不利，钢厂利润空间随时受到挤压，尤其是大钢厂以往倒卖铁矿石给中小矿商的盈利渠道将不复存在，大中小钢厂的原材料价格将站在同一起跑线，并将生产成本尽可能的向下游传导。
贸易不对称使澳矿难以替代
澳大利亚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自1972年中澳两国正式建交以来，两国贸易发展迅速。据中国海关统计统计，中澳双边贸易额在1972年不到1亿美元；而2009年中澳贸易额已达600.84亿美元，中澳贸易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2.72％，在单个国家（地区）贸易伙伴中，澳排名上升至第7位。矿产品一直是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主力产品，2009年出口额为245.1亿美元，增长27.4％，占澳对中国出口总额的73.4％。
通过对中澳双边经贸关系中相互依赖的性质和程度分析，我们可以对中澳之间现存的经贸问题和未来双方有关贸易的谈判结果做出更为准确的解读和预测，一窥澳大利亚力推的铁矿石指数定价模式的真正意图所在。
根据不对称相互依赖理论，笔者认为，中澳从两国的双边贸易分析来看：一国对另一国贸易的重要性，不仅取决于贸易量的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双方贸易关系的不对称依赖程度，特别是不对称的脆弱程度。衡量贸易不对称关系脆弱性的指标主要是一国对另一国进出口商品的市场替代性。替代性越强，脆弱性依赖较小的一方在贸易谈判中往往拥有更多的定价权，它同时在双边经济合作关系中，具有更多的主导权。
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制成品面临多方竞争
澳大利亚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和家具玩具制品，2009年合计进口184.6亿美元，占澳大利亚自中国进口总额的64.6％。除上述产品外，贱金属及制品、塑料橡胶、运输设备等也为澳大利亚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大类商品（HS类），其中运输设备全年进口增长60.8％，为进口增长最快的产品。与出口表现不同的是，澳自中国进口受金融危机持续影响，多种进口产品均出现程度不同地下降。但总体看来，澳进口下降趋势有所减缓。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澳大利亚从中国大量进口的商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制成品为主。其中机电产品是中国对澳第一大出口商品。虽然中国凭借其劳动力低廉的成本优势在这些领域占据澳大利亚很大的市场份额，但是此类产品的特点是技术含量不高，市场替代性较强，消费刚性小。而且目前随着美国、日本、意大利、韩国、新加坡、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在此类商品的绝对高端研发能力，牢牢把持着澳大利亚的高端产品市场。此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等周边发展中国家同样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并伴随这些国家制造能力的提升，其产品在澳大利亚市场上也显示出了出较强的竞争潜力。
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资源类商品难以替代
矿产品一直是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主力产品，2009年出口额为245.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7.4％，占澳对中国出口总额的73.4％。贱金属及制品是澳对中国出口的第二大类商品，出口额21.2亿美元，增长58.3％，占澳对中国出口总额的6.4％。纺织原料是澳对中国出口的第三大类商品，出口额12.6亿美元，比上年下降8.1％。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除总体出口增幅有所下降外，铁矿砂等主要出口商品仍保持稳定增长，而以铜、铝、钢铁等为主的金属制品出口增幅甚至高于金融危机发生之前。
矿产品中，铁矿石在澳对华出口贸易中占有绝对重要位置。中国占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份额的一半以上。日本、韩国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需求量也很大，占澳大利亚铁矿类产品出口份额的40％。另外，亚洲很多国家如今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它们也构成澳大利亚铁矿石的潜在出口市场。铁矿石的消费与经济关系直接挂钩，而且目前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采用长流程工艺生产钢材，这使得铁矿石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是一种很强的刚性消费品。
虽然从总体来看，全球铁矿石储量较为丰富，但对铁矿石生产却处于较为集中的态势。全球铁矿石产量主要集中在两拓与巴西淡水河谷三大矿业巨头手中，这使得该行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寡头垄断。对于矿商来讲，其可以通过控制产量来间接控制铁矿石价格。目前，国际市场的铁矿石价格已经处于历史高位，但其成交量仍然不断扩大。澳大利亚铁矿石的出口前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较为乐观。
印度巴西矿石难以取代澳大利亚矿石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从上文可以看出，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的依赖性主要体现在矿产品，特别是铁矿石的进口。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核心经济利益也集中在铁矿石贸易上。据中国海关统计，铁矿石是中国第四大进口商品，澳大利亚是中国最大的铁矿石进口来源地。鉴于此，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的依赖程度之高是不言而喻的。
目前，中国85％的铁矿石进口集中于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三国，海关进口铁矿石分国别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南非和乌克兰是中国前五大铁矿石进口来源国。我国自澳大利亚和巴西分别进口铁矿砂2.6亿吨和1.4亿吨，比上年分别增长42.9％和41.5％，合计占当年我国铁矿砂进口总量的64.4％。同期，自印度进口1.1亿吨，增长18％，占当年我国铁矿砂进口总量的17.1％；自南非、乌克兰和加拿大分别进口3413万吨、1158万吨和865.3万吨，分别增长1.4倍、1.5倍和1.3倍。2010年1—3月，我国铁矿石进口1.55亿吨，澳大利亚、印度、巴西、南非和伊朗位居前五位出口国，进口比例分别为41.65％、21.46％、19.98％、3.95％和1.91％。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矿超过巴西，成为第二大进口来源国。
在铁矿石的品位与持续供给能力上能与澳大利亚相比的国家只有巴西。中国从巴西大规模进口铁矿石最大的问题在于运输成本。巴西图巴朗港至中国大约10860海里，而西澳大利亚黑德兰港至中国3240海里。澳大利亚在地理上与中国市场的距离不到巴西的1/3，从而使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商比巴西铁矿石出口商具有更大的到岸价格优势。而且，自澳大利亚到中国的船期也比巴西短半个月。近年来海运费的飞速增长，使得运输费用在铁矿石进口成本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2008年6月，巴西和澳大利亚至上海的铁矿石海运费曾分别高达108.7美元／吨和50.5美元／吨。中国铁矿石散货运输主要控制在三井商社等国际海运公司手中，三大矿山和一些国际基金也通过海运期货等手段操纵海运市场价格，从而影响铁矿石谈判。虽然目前海运费尚处于较低位置，但中国有可能将面临铁矿石和海运费的双重波动困扰。由于海运费的不确定性，在离岸价格相差不多的情况下，中国从澳洲进口铁矿石的到岸成本优势越来越大，澳矿优势越加明显。
除澳大利亚和巴西两国外，中国铁矿石的另一主要进口来源国是印度。然而，由于印度一直将中国视为其亚洲崛起过程中的潜在竞争对手，从未来趋势看，中国从印度大量进口铁矿石不仅是购买成本问题，而更多的受到印度国家战略问题的制约，甚至面临频繁的贸易摩擦。
印度政府宣布，从2009年12月25日零时起，对该国铁矿石粉矿的出口关税由0上调为5％，块矿由原先的5％调整为10％；2010年4月29日，印度块矿出口关税再度上调到15％，粉矿暂不作调整。印度对铁矿石出口征税的行动背后原因在于对全球铁矿石市场长期看好，所以就会重估铁矿石资源的战略意义，控制资源的流量和流向。考虑到中国对于铁矿石需求在未来仍在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印度认为有必要加强目前铁矿石市场的供给话语权，改变以往铁矿石供应二线地位的角色，这与近期中国限制稀有金属出口的战略意图异曲同工。而且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印度自身对铁矿石的内需不断上升，印度政府开始有意将铁矿石作为经济战略物资进行储备，为其钢铁工业发展预留充足的资源空间。目前印度钢铁业内普遍认为，印度即将迎来钢铁业的发展高峰期，其产能规模的增长将十分迅速。到2011年左右，印度国内钢铁业所需铁矿石总量可能会上升至1.3亿吨。如果矿石出口不加以控制，到时会出现较大需求缺口。印度政府现已承诺，在2012年之前，印度将由铁矿石出口国变为钢铁出口国。可见，加税政策对于印度政府限制铁矿石出口的长期战略来说，仅仅刚刚开始。
中国对包括铁矿石在内的各种大宗基础性原材料的需求非常大，而且有不断膨胀的趋势。“中国需求”已经成为国际市场重要的影响变量，但某些资源品由于买方卖方力量并不对称，导致中国需求反而容易受制于人，中国经济发展对许多战略物资的刚性需求实际上都与外部世界产生了不对称依赖关系。
对世界资源依赖程度的脆弱性不断增强，结果导致中国虽然成为国际市场的超级买家，但在定价权上却处于劣势。在2010年谈判中，铁矿石谈判体系正面临极大考验，卖方的强势地位导致的漫天要价过程用传统经济学供求理论难以解释。资源品定价权的缺失，已经直接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本，可能抑制中国的发展速度。作为赶超型国家，中国需要低成本生产要素来支持经济发展，这对于中国来说应作为战略问题看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