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苹果公司的新品iPad2亮相，再度引发全球范围内的高度关注。苹果于2010年10月发布的第四季度财报显示，iPad在7、8、9三个月中共售出419万台。苹果方面表示，若非供货能力不足，原本可以售出更多的iPad。 美国加州的苹果告急，却为万里之外的中国成都提供了一次良机。同样在2010年10月，iPad在成都的富士康工厂开始试产。 富士康集团投资长庄宏仁，用照片记录了富士康成都项目从开工到投产的全程变化，并在投产仪式上深深感慨：“成都项目76天建厂并投产，创造了富士康全球建厂史上的一个新纪录。” “全球2/3以上的iPad将产自成都。”成都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局长汤继强这样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富士康iPad项目曾被列为成都的“1号工程”，因而该项目落地成都的过程也未曾为外界所知晓记者经过近一年的深入采访，才得以逐渐还原其中的关键节点。 2011年3月，成都市经信委，一份《成都市工业发展重点支持目录（2011）》正在被反复修订，即将出炉——这将成为各个分管行业负责人未来一年的工作蓝图。 “重点从最早的801，到802，再到后来的803，恰恰体现了成都市政府发展IT产业的决策思路。”成都经信委相关人士说。 他所指的“801”、“802”等所有以“8”开头的编号，正是电子信息产业在这份《目录》中的代号。 举个例子，牵动成都电子制造业界的富士康工厂，落实到这份目录上，就归属于编号为802001的项目，它代表着“平板显示器件（4.5代以上TFT-LCD、OLED、激光显示器件）及其关键件”。 这个看似不着边际的编号，最终成为一个牵动100亿美元投资的项目，根据成都市政府公布的数据，富士康成都项目全部投产后，每年总产值将达2000多亿元，是四川全省此前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的1.6倍。 更多的数字在更新着成都IT产业的版图：2010年底，戴尔、联想、仁宝、纬创等项目相继落户，据预计，到2011年10月将形成1亿台的电脑生产能力，占全球总产能的约20%，这意味着，全球生产的电脑每5台中就有1台“成都造”。 记者获得的一份材料显示，成都在2010年共引进IT产业相关的“龙头带动型重大项目”8个，涉及投资总额达115.75亿美元。 和富士康成了“患难之交” 成都为何选择富士康？为何选择iPad？富士康又为何选择了成都？汤继强博士表示，上述问题的答案绝非偶然。 2009年10月，成都市与富士康经过5年“爱情长跑”，在西部博览会期间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当时宣布的富士康成都项目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包括液晶显示生产线、LED-TV、LCD模组、精密模具及3C数码产品卖场等多个项目。 尽管投资总额高达50亿美元，但其中并不包括终端产品的生产。而且，在签约之后，富士康成都项目进展缓慢。 2010年4月3日，苹果正式发售iPad，带来的震撼触动了政府和业界的决策者。5月23日~28日，一支由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带队的访问团展开了“天府四川宝岛行”，和富士康的洽谈成为此次访问的重头戏。 “他们把高铁的椅子转过来对着坐，谈得非常热烈。”据四川省招商引资局副局长郑莉回忆，郭台铭陪同刘奇葆、李春城乘坐高铁，前往参观鸿海集团和奇美公司，并谈到了iPhone等苹果产品。 双方商谈正酣，却碰上了富士康“跳楼”事件，郭台铭急忙赶往深圳处理相关事宜。 5月26日是四川省和富士康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日子，郭台铭不得不匆匆赶回台湾。当刘奇葆等人对他的辛苦奔波表示过意不去时，郭台铭提到了他和成都的另一个渊源：2008年5月12日下午两点多，他正准备和成都市长葛红林商谈投资项目的细节，却被突如其来的地震打断，这一耽搁就是一年多，直到2009年10月才正式签约。 郭台铭说，虽然好事多磨，但正是因为如此，富士康和四川有了患难之交。 2010年6月，富士康深陷“跳楼”事件泥沼，四川省派出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的医生前往深圳，帮助富士康处理危机。与此同时，成都市政府正式成立“富士康工作组”，由副市长谢瑞武任组长。他们的任务很明确：了解富士康的王牌产品是什么、哪些项目适合拿到成都做、郭台铭的想法是什么…… 很快，工作组捕获到一个重要的信息：由于“跳楼”事件的影响，富士康加快了外移产业基地的步伐，并计划在几个月内将生产线从深圳分流到其他省份。 郭台铭向接踵而来的各地招商组抛出一个难题：20天内找到一个10万平方米的厂房、能容纳两万人的宿舍。 各地招商组火速展开搜索。有消息传出，河南郑州率先找到一处14万平方米的厂房。郑州最终胜出。 |
